現代性糾紛中的劉小楓(3)

看板W-Philosophy作者 (啟蒙的面具)時間20年前 (2004/10/01 10:11), 編輯推噓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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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多數人那裡,這三個如此容易區分的概念顯然並不那麼容易被區分開來。在他 們看來,現代性就是資本主義,只有資本主義的才是自由主義的。所以他們無法明白劉小 楓借施特勞斯之口所說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左派與右派其實共享了現代性。表面看, 這兩派似乎是激烈衝突的,其實都是一個源頭出來的,骨子裡其實還是一樣的。這一點最 明顯、也最典型的表現在他們對美國的態度上。他們認為,美國是自由主義的,又是資本 主義的,所以A=B,B=C,所以B一定等於C的關係,自由主義就是資本主義。而現代性更是 被理解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概念。所以,他們也無法理解,為什麼社會主義其實也是現代性 的一個當然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點上,劉小楓的態度與汪暉是一樣的。在汪暉看來,毛澤 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就是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而劉小楓也認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一樣, 都是現代性賴以展開、存在的形式。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劉小楓確實像是一個左派。 但那些指責他的左派傾向的人沒有讀出汪暉與劉小楓在表達同一意思時所使用的語氣 其實是大不相同的。劉小楓是諷刺的,而汪暉則多少帶有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辯白的 味道。汪暉的意思等於是說,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是現代性的另一種表現方式,資本主 義不是唯一的形式,我們現在不應該簡單的否定和批判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而應該把 矛頭指向現代性,同時批判資本主義現代性。而劉小楓則不同,他是說,毛澤東的“反現 代性的現代性”的社會主義實踐表面看來是反現代性的,其實是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 掌心,到頭來不過是現代性的另一種形式,讓人覺得多少有些疑心他是幸災樂禍的。當然 ,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劉小楓與汪暉作出同一判斷時的依據完全不同。汪暉所賴以思考的 基本框架在於他在1980年代對魯迅的研究和1990年代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他的論述展開 方式帶有濃厚的結構主義色彩,而且,可以看出,博蘭尼、布羅代爾等人在他的思想中留 下的痕跡,他對現代性的批判更多的在思想觀念的展開框架和概念的分析上,更細節化一 些;而劉小楓則從精神結構切入現代性問題,因此兩者的路線完全不同。 對現代性問題的關注,構成了199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主題,無論是風靡一時的“國學 熱”、後現代主義、新左派,還是熱鬧的學界爭論,無一不是在現代性這一平面上展開的 。過分地誇大爭論各派的分歧完全沒有必要。須知,現代性展開的基本方式不是一路高歌 猛進,而是同時有兩條線索,一條是建構的,一條是批判的,自由主義這一在今天帶有“ 政治正確”意味的概念也一向不是自明的,而是在不斷地變換內涵。韋伯不就把中國封建 時期流行的以錢謀官稱為資本主義麼?而今天的資本主義難道也是指這個?1990年代以來 ,自由主義的豐富內涵與寬廣的歷史通道逐漸變得貧乏、狹窄,哈耶克所刪定的自由主義 線路成了唯一正確的自由主義發展線索,而其他構成部分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以至在 今天,哈耶克的紅與羅爾斯的不紅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所以,劉小楓“挖掘”出來的另 外的通路對中國來說,是完全有必要的,在這一點上,忽略他的存在是中國學界不求上進 的表現之一。甚至有人認為,劉小楓是走火入魔,所以才會想到要去重譯、重讀希臘羅馬 經典。殊不知,正因為這樣的人太多,中國的自由主義才會出現長期的缺鈣,也才會有所 謂“柔軟的下腹部”。 從知識經驗角度講,中國現代知識人對現代性的矛盾心態在劉小楓那裡似乎並無多少 反映,他也沒有趕時髦寫下1990年代流行的或挽悼陳寅恪、或哀嘆王小波、或揄揚某位先 師的文字。而他對現代性的理解與感悟主要得之於對俄國、德國等下放思想家作品的閱讀 。因此,他似乎一直不能理解文化保守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起到的意識形態型構作用 ,也就進而在1980年代喊出了“中斷中國文化傳統”的激進口號。也許在另一些自由主義 者看來,劉小楓的想法多少有些“文化決定論”的味道,但劉小楓似乎並未因此而出現他 們所謂的那種錯誤。與他們相比,劉小楓與政治之間有意保持的距離使他的發言往往更能 切入問題的核心所在。 從審美理論到信仰理論,又從社會理論最終轉向政治理論,劉小楓確實一步一步地 “開”出了一條不同於流行的經濟學自由主義的自由主義線路。在他看來,最重要的問題 也許不在於私有化一類,而在於倫理,“一種生活樣式就是一種倫理,有多少種生活樣式 ,就有多少種倫理”,人怎樣生活,這才是最關緊要的。《沉重的肉身》看起來只是不值 得一提的“哲學隨筆”文集,與流行的學者散文並無大的不同。事實上,在這本書裡所表 達的也許是他的精神最深處的東西。在那裡,人們第一次看見劉小楓並不聲張地揚起了神 義論自由主義旗幟。而在這以前,他從未張揚過什麼主義,最多不過是為自由主義寫過一 份辯護詞而已。 人應該怎樣生活,什麼是幸福,又該如何獲得?這些才是重要的問題。對人的生命、 精神超過對他的經濟地位的關注,這一點構成了劉小楓作為哲學家與其他自由主義者的最 大區別。雖然當代中國有許多以自由主義者自命的哲學家,但他們大多自覺或不自覺的進 了經濟學自由主義的羅網而不自知,開口民主法制,閉口市場經濟、私有制一類經濟學詞 匯。那些自由主義者們看起來似乎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對者,但在骨子裡,他們與馬克思主 義一樣認為,經濟決定一切,甚至連今天已成時髦的鼓吹憲政的人們也要扯上民營企業家 已經發展壯大一類的藉口。在表面言辭分歧的背後,馬克思對他們的影響不可謂不深。馬 克思主義雖然在一定意義上批判了啟蒙運動,但卻仍然是啟蒙的重要產物之一,而不是啟 蒙的純粹反對者,更不是終結者。所以,馬克思的思想賴以展開的基礎與其他自由主義思 想家一樣,是現代性觀念體系,甚至連西方中心主義、白人優越論、基督教救世論都有繼 承。馬克思視萬事萬物為必然規律的現實反映不是空穴來風,正是黑格爾主義合情合理的 發展。因此,劉小楓重申生活在偶然而非必然中才具有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他否認了歷 史發展的必然性,指出人在偶然性中才得以成為人,而不是機械地執行歷史必然性分派給 他們的任務。 顯然,如何理解凡人在歷史中的命運不是一個簡單的哲學問題,而是神學與歷史哲學 的問題。劉小楓把他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關涉到歷史哲學與“漢語神學”問題的文集命名 為《聖靈降臨的敘事》,而且其中用了幾近一半的篇幅談論歷史哲學。在劉小楓的作品中 ,這本書也許是姿態最高的一本,指名道姓批評別人對歷史毫無感覺,或是不懂歷史哲學 。包括伽達默爾、陳寅恪、錢鐘書在內的國內外指明學者都受到這一指責。他批評後兩者 不過是稀鬆平常的現代儒生,還不是什麼現代人所命名的學術大師。他又指責伽達默爾是 海德格爾學生中最沒有慧根的一個。那麼,他究竟是以什麼標準來作出這個判斷呢? 劉小楓在《聖靈降臨的敘事》中,一開頭就引用了黑格爾那句著名的話:凡是精神的 ,一概離中國人很遠。可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給了我們什麼呢?在《歷史哲學》這 本書裡,與其說我們看到了“歷史”,不如說是看到了他對中國、東方的想像。近代以來 的西方思想家常常好談中國,可是他們真的了解並理解了中國嗎?伏爾泰把孔子當作他的 精神知己和導師,與黑格爾把中國視為一個落後、停滯、愚昧的民族一樣,都是真正的“ 對歷史毫無感覺”。中國的歷史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無論是販夫走卒的日常生活,還是 精神文化,都經歷了諸多的變遷,概念體系、生活方式、審美習慣都在不斷地衍變。忽視 了中國歷史的動態性的一面,而過分地誇張中國傳統文化中“靜”的部分幾乎已經成了西 方思想家談論中國時的通病之一。連今天的中國學者所樂於稱引的馬克斯·韋伯在《儒教 與道教》這本名著裡大談特談中國如何、中國人如何時,也忘記了,戰國時的中國與明清 時的中國不同,秦漢時的中國人與清亡後的中國人不同。費正清曾承認,中國這一經常被 人們輕而易舉地談論的對象事實上很複雜。以最簡單的例子而言,中國這兩個同樣的方塊 字在不同的時期就有著不同的含義,所指向的地理區位又不相同。而忽視了這些,就無法 理解中國人的生活為什麼會是如此模樣。 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今天的人首先必須做到的就是了解並能夠恰當的理解近代以來 中國歷史的複雜性。對一個現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者來說,這一點尤其需要強調。因為,中 國的現代性不是自發地、一帆風順地生長而成的,而是在與西方接觸過程中逐漸展開的, 文化比較、厚西薄中始終是現代性在中國展開的基本條件。中國與西方、中國與美國、傳 統與現代、文化與政治、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無不如此。一個最明顯、最突出的例子就是 1990年代以來,懷舊成為一種最時尚的精神狀態,學者們的隨筆散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長 了這一現象。傳統與現代、落後與先進之間的差異在這裡被攪亂了。在這一空間裡,人們 發現那些傳統賴以重新呈現於人們面前的是現代技術,在顯示中自詡為最先進的人卻痴迷 於遙遠的事物之中。傳統與現代、先進與落後同時出現在懷舊這一當代文化現象中,也在 實質上解構了現代性啟蒙的基本結構:現代的就是先進的,傳統的就是落後的,落後的要 被先進的代替,而傳統必然被現代代替。 劉小楓當然是一個嚴肅學者,無論他的文章怎樣有意誤導別人,或是文風輕佻以吸引 讀者,但任何人都得承認,他確實是一個嚴肅的學者。甚至,在與劉小楓同齡的學者中, 劉小楓是少見的方法比較成熟的一個。但是劉小楓似乎是有意這樣做的,著力於批判中國 現代史上的種種現象,卻忽略他們發生的歷史條件。雖然歷史是在偶然中不斷地面臨機會 又喪失機會,走過一個又一個十字路口才走到今天的,但任何歷史事件的發生必定有促成 其發生的原因。劉小楓忽略了這一點,過多地批判現象,終於還是與他的自由主義同志們 一樣,只問是什麼,而不問為什麼。 在新近發表於《書城》雜誌的一篇關於施米特的文章中,劉小楓細數了“魏瑪民國” 從共和走向納粹獨裁的過程,而最後得出的結論居然是德國當時重要的政治家沒有採取果 斷而勇敢的措施來阻止希特勒上台,因為這些政治家都不敢承擔違反憲法的罪名,而要阻 止希特勒上台就必須採取違法憲法原則的措施。更進一步的自然推論是,作為群氓理性的 產物的現代民主政治天生就有殘疾,必須依勇敢、有榮譽感、有決斷力的政治家這根拐杖 。甚至可以由此引申出一個更為當今自由主義者們所不齒的潛在觀點:多數擁有投票權的 人其實只是無知者,他們無法在需要時判斷是非,決定方向,只有有“主人意識”的政治 家才具備這種政治能力。因此,不是制度,而是政治家在關鍵時刻的表現才是政治事件的 決定性因素。這篇題為《民國憲政的一段往事》的文章到頭來只能是挖民主憲政的牆角, 因為他從根本上否認了有投票權的庸眾具有決斷力,用投票這種方式來決定一個民族的命 運是十分可笑的,在緊要關頭,只有勇敢的英雄人物才能拯救其他人。正如阿基里斯從女 孩兒堆裡站出來拿起奧德賽扔在地上的矛和盾一樣。 -- ※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61.223.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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